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中国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
从国内的机构来看，中金公司对穆迪关于地方债务的估测也有回应。在那之后不久，国内的股市也很快由反弹转向调整。
报告还指出，近几周来，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内的市场参与方正在调查上市中资企业财务报告中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穆迪之举动，不排除是受利益驱使。国家审计部门也表示，地方债务不会多出3.5万亿元，各债务项目都有数据可查。这并非今年穆迪第一次唱空中国资产。穆迪简单得出中国地方债务总规模要比公开数据多出3.5万亿元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并不科学，反而让一些财经专业人士怀疑其动机。
在6月底7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穆迪估计，基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带来的压力，中国银行体系的经济性不良贷款可能会达到总贷款的8%至12%，远高于目前的1%多一点，比穆迪先前的预期更糟糕。这份报告涉及在华开展业务的127家外资银行，采访了49家外资银行高管，是自2005年启动这一调查来的第六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宏观政策需要观察、调整、分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市场国家，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在面临这一问题上都是靠财政来解决问题的。中国目前在税收上的管理结构很简单，就是税务局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脱离了单位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税务局难以直接面对作为自然人居民的纳税人。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方烨 周煌 进入专题： 货币超发 通货膨胀 。
在进出口环节，很多商品的流转税会被退掉。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中国税制结构导致高物价 讨论中国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或不均衡，讨论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的作用，并不能从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中去寻找原因，而要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
他表示，在IS-L M曲线中，经常讲到在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上实现均衡，但是很少讲到如何实现与金融市场的均衡，因为在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的效力可能明显较弱，体现在数据研究方面，参考意义也相应下降。这里面要区分哪些是中央银行应该持有的，哪些是不应该由它持有的，我认为超发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超出的14万亿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正好是2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具体来说，第一大误区就是认为政府的操作能力是万能的。
另一个原因是信贷增长过快，王永利认为这是因为信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倒逼货币超发。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货币超发透支政府财政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在论坛上表示，货币的超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政的透支，在目前这样一种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对自身目前的货币环境和货币运行机制以及财政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很多的房地产项目，只要投入30%的资本金，随后银行70%的贷款就跟了上去。2009年之后，贷款的第一大项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二大项是国有大企业，第三大项是个人贷款，主要是房贷，还有是跨国性大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但是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业务都在向房地产行业靠拢。
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超出研究者们的想象，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总的生育率在1.8‰左右。
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国经济下半年可能进一步减速，宏观调控政策面临适度调整。高培勇认为，中国的这样一种税制结构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的演变轨迹直接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和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水平高度相连。
高培勇称，税制结构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和价值之间关联度的差异，也会带来税收对价格影响力的差异。王永利认为，这14万亿资金闲置，就是货币超发的具体表现，也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曹远征认为，解决金融工具效力下降这一问题需要靠财政。但是财政解决的最后结果是把个人债务转化为国家债务，让国家债务不可持续。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通道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也是当前有关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中的一个焦点所在。
政府的管控从领域到力度都降不下来，是因为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存在四大误区。下一步的经济就有可能是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而物价增长高于适度接受的水平。
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王永利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单从个案上来讲不一定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由于项目主要是靠房地产、土地、矿产支撑，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如果这样无限放大下去，就没底了。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中国经济还有下滑空间 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论坛中指出，税收和物价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高税赋不一定导致高物价。宋立还分析了未来物价趋势，在他看来，接下来的物价虽然可能出现曲线式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说今年的物价形势还是前高后不低。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或面临流动性陷阱考验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减速，因为中国当前很可能会面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考验，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当前金融工具的效力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现在因为政策目标分化了，经济增长往下走，物价增长往上走，这时候必须对工具进行分化。
第四个误区是政府的分配比市场的分配更公平。在王永利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控制货币总量的长期目标。
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并不是世界最高的。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即使按照最宽口径计算也不过就是34.5%左右，而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赋水平超过39%，像北欧等国家更是达到50%以上。
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根据这一标准，贷款派生的存款不能再贷款。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了？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王永利认为有1万亿美元就够了。他介绍说，并不是所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收都会进入价格，而是只有生产税才会进入价格统计。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经济遇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两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难不是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而是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就是在货币政策内，反通胀的政策也不能触及到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需要不对称地运用政策工具。
宏观政策可能需要适当调整。扣掉这6%能冻结的4万亿元至5万亿元货币的话，央行票据加存款准备金，扣除正常的部分，额外还要再冻结14万亿左右。
此时，因为所加入的税收额度有所差异，境内外产品之间的价格倒挂现象就有可能出现。这便形成了税收增长和物价之间的高度关联。
但是如何把金融学研究的资产负债表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总需求管理纳入到一起，需要仔细思考。同时也是解决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其它各个方面风险问题的最好的途径。
